从文献出版视角看当代沙捞越研究

沙捞越，在马来西亚和港台华语中亦称砂拉越，号称“犀鸟之乡”，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南部和印尼加里曼丹交界，北接文莱国和马来西亚沙巴州，毗邻南中国海，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中面积最大的州属，其总面积124 450平方公里，全州人口中包括27个族群，在人口比例中伊班人占第一位，其次是华人和马来人以及其他族群①。

本文旨在从当代出版文献和历史文献的视角，展示21世纪以来出版的有关沙捞越研究的重要文献，阐述沙捞越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和马来西亚高速发展的经济贸易往来中，有关沙捞越地区的开发建设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重点区域，因此加强对沙捞越地区和沙捞越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沙捞越文化发展历程的特质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沙捞越和周边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热带雨林区，当地原住民远离大陆文明，但是他们却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独有的生存方式。沙捞越原属文莱王国领地，1841年英国人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cke）因平定沙捞越战乱而从文莱苏丹手中取得了沙捞越的统治权，自1841年至1946年，布洛克家族在沙捞越进行了长达105年的“白人拉惹统治”，1946年至1963年期间，由英国政府殖民部负责管理，在1963年7月22日被英国授予自治地位，自治时期其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事务仍由英国政府所掌管，并未从法律上获得正式独立。经过各方协商，马来半岛的十一个州以及沙巴州、沙捞越州和新加坡于1963年9月16日组成联邦，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沙捞越最终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虽然沙捞越州是马来西亚下属十三个州之一，又地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加里曼丹岛，但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特性耐人寻味，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历程，多年来一直受到各国及当地学者们的关注。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沙捞越早在四万年前已经有人在此居住，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直成为人类学家和探险者关注的焦点，如当地土著民族生活中的长屋、喷筒、巴冷刀三件物品，可谓他们生活中的“代表作”，具有民族的“唯一性”。

提到沙捞越，不能不提华人。由于地缘关系，历史上华人对外移民的主要地区为东南亚。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中国人来到婆罗洲经商，与当地土著开展物物交换方式的贸易，19世纪50年代起，大批华人开始踏上这片土地，他们从荷属的西婆罗洲迁移至沙捞越古晋省的石隆门（Bau），从事矿业和农业生产。随着沙捞越拉惹查理士·布洛克对移民政策的调整，华人开始大量移民沙捞越。20世纪初，中国福建福州人黄乃裳率领大批福州民众移居沙捞越，并与沙捞越第二代拉惹查理士·布洛克签订了垦殖沙捞越诗巫地区的十七条合约，创建了新福州垦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给沙捞越华人打上了“福州人”的烙印。另据资料记载，福州市所辖闽清县在1916年至1941年期间，全县共有1 149户的6 000余人移民海外，其中95%是到沙捞越①陈日升：《三十年来中马民间个体交往之演变》，《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华人特别是福州人在沙捞越社会发展历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为沙捞越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在沙捞越排名前十的企业集团中，有九位是福州籍人士所掌控。在政治领域，现时沙捞越国阵成员党中的六名华人国会议员中，福州籍占了四名②田英成：《沙捞越的福州人：一个海外华人族群的社会考察》，《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长期以来，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国家主要由三大族群所组成，即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即便是专家学者，也有意无意地在研究成果中忽视东马地区的存在，如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新著《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等，其研究内容基本上不涉及东马地区。这些理念和研究方向在事实上忽视了马来西亚族群复杂的实质，在沙捞越州，人口最多的是伊班人，而在沙巴州，仅官方承认的族群就有32个，杜顺人为第一大族群。虽然同在一个国家，即使摒弃了地理位置的因素，马来西亚的沙巴和沙捞越（东马）和马来半岛（西马）俨然如同两个世界般微妙地存在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这两大区域彼此在历史、政治、文化、语言、经济甚至宗教等方面都有各自的发展轨道，虽然相近，但不尽相同。以两地的华人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西马华人中有很多是通过“卖猪仔”的方式来到马来西亚的，“江边辞亲泪汪汪，家贫无奈过番邦。嚒田嚒地嚒船脚，唯有卖身作猪郎。”这曲朗朗上口的山歌，形象地描述了当年广东嘉应州（梅州）人前往马来西亚的情景。据文献记载，1877年中国劳工前来马来半岛的人数只有10 000人，但至1899年的23年期间，中国来的劳工累计至2 639 000人，1882年至1910年期间，主要登陆的口岸为新加坡与槟城。其中为生活所迫，以“卖猪仔”方式来到马来亚务工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根据1903年的数据统计，属于“卖猪仔”方式来马的劳工占35%，他们主要从事采矿业，多为单身人士③丘思东：《锡日辉煌砂泵采矿工业的历程与终结》，近打锡矿工业博物馆出版，2017年，第14页。。而早期来到东马沙捞越和沙巴的华人则多以家庭为单位，以定居的心态主动移民，从事的行业主要为农业开发。从现实的角度看，绝大部分的东马华人主要从事商业、种植业、木材加工业、食品工业、旅游业、建筑业等传统行业，而在西马的华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开始从事高科技、行政管理、工商管理等行业，有些甚至已经步入上流社会。2016年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中有七位是华人，他们的个人成长、事业发源和经营活动主要在西马地区。从族群关系看，在沙捞越，华人并不是少数民族，与当地的土著民族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华伊通婚在当地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2014年5月7日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丹斯里佐瑟古律在“大马魅力所在——砂拉越和谐”会展主持开幕时表示，大马半岛人民应该学习沙巴人及砂拉越人的宗教容忍及种族和谐①曹云华：《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社区》，《婆罗洲华人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18页。。而在西马，三大族群之间还保持一定的界限，族际通婚还属于个别现象。从文化角度看，由于人文和地域的原因，属于马华文学一部分的沙华文学也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书写婆罗洲”的理念和作品在当地文化界和国内外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张贵兴、李永平等本地作家所撰写的反映沙捞越华人和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学世界享有盛誉。

文章来源：《美术文献》 网址: http://www.mswxzz.cn/qikandaodu/2021/0708/802.html